毛泽东兵法 第八计至第十计 （连载 末完）
毛泽东兵法 （连载 末完）
第八计 诱敌深入——避其主力打虚弱
时间/一九二一年七月～九月地点/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名称/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兵力对照/三万对三十万策略/诱敌深入，择虚而噬结果/历时三月，共歼国民党军三万馀，缴枪一万四千
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，蒋介石自任剿共大军总司令，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，聘用英、德、日军事顾问，调集嫡系、非嫡系部队共三十万人，向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。
这一回，蒋介石依靠十倍于红军的兵力，决定采取“长驱直入”的战略，力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，然后分路围剿，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。
其时，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，远离老根据地，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，总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。
面对强敌压境形势，毛泽东决定仍采“诱敌深入”的战略方针，“避敌主力，打其虚弱”。
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，绕道千里，到赣南兴国集中。随后，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，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，没有成功。八月初，又折回兴国西部集结。
这时，各路国军纷纷逼进。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。红军从国军中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，从七日至十一日连打三仗，三战皆捷，歼敌一万馀人。这时国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，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，分两路对红军采密集的大包围战术，猛力进逼。毛泽东则命令红军取声东击西战术，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，而主力红军则越过国军重兵之间二十华里的大山，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，隐蔽休整待机。当国军发觉再向西时，红军已休息半月。这时，战场上国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日益明显。蒋介石鉴于参加剿共的军队已疲惫不堪，而与他不和的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，只好下决心退却。
红军乘国军退却，实行毛泽东“敌退我进”战术，九月上旬进行两次追击，毙伤俘敌四千馀人，九月十五日又歼敌一个师。
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，共歼灭敌军三万馀人，缴枪一万四千枝。
毛泽东对打破第三次围剿非常得意，后来他著书立说时津津乐道——
“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，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，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，吃尽根据地的苦楚，如同第三次‘围剿’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‘肥的拖瘦，瘦的拖死’，又如‘围剿’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‘国军处处黑暗，红军处处明亮’之时，才能达到目的。这种时候，敌军虽强，也大大减弱了；兵力疲劳，士气沮丧，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。红军虽弱，却养精蓄锐，以逸待劳。此时双方对比，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，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，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，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，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。江西反对第三次‘围剿’时，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（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），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，因为当时的‘围剿’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。孙子说的‘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’，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，以求减杀其优势”。
蒋介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他相当聪明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暂时不打毛泽东，而先打毛泽东在各省的同志。
一九三二年五月，蒋介石自任鄂豫皖（湖北、河南、安徽）三省的剿共总司令，调集大批国军向中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。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，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，先进攻鄂豫皖、湘鄂西红色根据地，准备得手之后，再全力进攻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。
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，蒋介石调动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，约三十万人，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。这时，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、六个师另四个独立师、一个独立团，共四万五千馀人。
国军攻入红区以后，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即发出命令：“（一）匪区壮丁，一律处决。（二）匪区房屋，一律烧毁。（三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，搬出匪区外，难运的一律烧毁，须出快刀斩乱麻手段。”
蒋介石的国军这回得心应手。中共史书有云：“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，在十月十日的紧急会议上，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、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。会后，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馀人越过平汉路，向西转移，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。”
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，还以十馀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。中共史书承认：“九月初，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，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受重大损失，仅伤病员就有二千馀人落入敌手。”
一九三二年五月，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、湘鄂西根据地围剿时，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，指挥江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湖南的国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，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。
到了年底，何应钦的剿共总司令部调集三十多师计五十万人的兵力，分左、中、右三路军，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，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，担任主攻任务。
这时，红军主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，约七万人。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，采取声东击西，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。
国军主力在东路、西路的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，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先打敌之西路，经一天半激战，全歼两个师。国军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，企图报复。红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，于宜黄南部地区，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。这两次战役共缴枪万馀枝，至三月间打破国军围攻。蒋介石不得不承认：“自从当参谋，一直到现在，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。”
第九计 寸土不争——将欲取之先予之
时间/一九三三年～一九三四年
地点/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
名称/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
红军总指挥/李德、博古
兵力对照/十万人对一百万大军、二百架飞机
策略/面对绝对优势敌人，不固守死阵线，必先放弃土地、转进待机，
以求胜利，再收回土地，扩大土地
结果/因未采用毛泽东之战略，红军被逐出根据地，开始二万五千里
长征
看官，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，确实战果辉煌。根据中共军事委员会的统计，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，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，总计：击溃敌军七十八万名，消灭三十一万六千名，俘虏十九万六千名，缴获武器十六万五千七百件，无线电台十九架。这时，闽浙赣共区扩大了，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连结，增地十万平方里。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三百万。接着中央红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，增兵三十万，势力大大膨胀。
但是，蒋介石并不是容易对付的。他对国军郑重指示，剿共之根本要道为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。他引用古人的话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指示国军军官“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，然后挑选出一方之良，以锄一方之莠。”“良民是良兵的基础，良兵是良民的模范。”
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，蒋介石作了多方面准备。在军事上，采取持久战和“堡垒主义”的新战略。
蒋介石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，训练大批反共军官，聘请以德国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征集大批新兵，购卖大批飞机、大炮、汽车，扩充军备。
“堡垒主义”不同凡响，至一九三四年一月，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。
万事俱备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，二百架飞机，对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、声势浩大、震惊全球的第五次大围剿。
步步为营、碉堡推进，从四面向共党腹地压缩，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，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。北路顾祝同，西路何健，南路陈济棠，东路蒋鼎文。当时中央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，战争于十月底开始。
其时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极左人物所取代，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看官，毛泽东千秋功罪，任人评说。但他的军事思想，他的战略战术，是最完美的，是无可批判的。中共打仗，只要有毛泽东指挥，必然节节胜利；一旦排斥了毛泽东，就会一败涂地。
当时，王明、博古一类左倾人物大唱高调反调，指毛泽东搞“游击主义”，他们强调正规化，反对毛泽东兵法。他们否认红军弱于国军事实，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的方针，而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。在战争形式上，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，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。在战役战术上，反对诱敌深入，主张“拒敌于国门之外”；反对集中兵力，主张分兵把守；反对运动迂回，主张“短促突击”；反对歼灭战，主张击溃战。
这许多鬼主意，实际是一个德国鬼子出的。据中共史书记载：“一九三三年十月，‘共产国际’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（原名布朗）从上海来到瑞金。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。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。李德和博古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的军事指挥者。”
毛泽东哀叹：“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。”大丈夫能缩不能伸。
毛泽东虽然丧失指挥权，但他还是出过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兵法。是年六月，他到赣南会昌县，对一些红军军官说：“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去，进行整训，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，箝制敌人。在整训中总结经验。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：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，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，不能消灭敌人？”
毛泽东又说：“为了保存红军主力，消灭敌人，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，要详细侦察敌情、地形，在会昌、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。要在敌人侧翼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造成有利条件，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、一个团，继而打更大的胜仗。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。例如，敌人从一路来，我们不打他的头，也不打他的身子，而只打他的尾巴；敌人从几路来，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。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打击敌人的弱点。”
但是，毛泽东的一套被置若罔闻。
国军方面真是捷报频传，蒋介石围剿胜利。且看国民党史书所说：“我军利用繁密的公路网，和数千座碉堡，把共区逐渐向里面收缩，其最后目标在以坚硬的钳，围住共军，而予以摧毁。这种军事围困及经济封锁，非常有效。匪军与其伪政府乃不得不采取远遁战略。七万多共匪为避免被歼灭，突围而出，向西流窜。这次撤退被称为长征，历时一整年，路程二万五千里。到陕北时，只剩下二、三千人。”
红军打了大败仗，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，但是，毛泽东却没有垂头丧气，而是冷静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。他后来写道：“主张‘御敌于国门之外’的人们，反对战略退却，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，危害人民（所谓‘打烂坛坛罐罐’），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。在第五次反‘围剿’中，则谓我退一步，敌之堡垒推进一步，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。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，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‘围剿’是无用的。对付第五次‘围剿’，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。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，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。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，常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，这是‘将欲取之必先与之’的原则。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，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，加恢复土地，再加扩大土地，这是赚钱生意。市场交易，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，就不能取得货物；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，也不能取得金钱。”
毛泽东又说：“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，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。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，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。如果有什么蠢人，不知此理，拒绝睡觉，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，这是蚀本生意。我们在敌人第五次‘围剿’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。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，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。
第十计 万里长跑——战略转移保实力
时间/一九三四年十月～一九三五年十月，共三百六十八天地点/从江西出发至陕西止，历十一省、二万五千华里名称/二万五千里长征策略/大撤退，大转移结果/虽丧失根据地，但保住实力，伺机翻身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中央红军主力虽未被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却不得不退出根据地，开始二万五千里“长跑”。
国民党方面，认为“江西共匪已经肃清”。那年十二月十日，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，有云：“赤匪盘据赣闽，数载于兹，凭藉险要，啸聚亡命，恣行破坏，非仅当地人民，有水深火热之痛，实为国家民族心腹大患。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，为国忘身，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，次第收复，号称天险之匪巢，根本摧毁。”
其实，江西共军并未完全消灭，中共大员陈毅、项英、邓子恢、张鼎丞等仍率领部分红军留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，仍然是国民党的“心腹大患”。
红军的二万五千里“长跑”，毛泽东称之曰：“长征”，蒋介石则称之为“流窜”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实际上是一次战略上的大撤退、大转移。
那年十月初，国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，兴国、宁都、百城三大重镇相继失守。
十月十日晚，中共中央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军主力五个团八万馀人，分别自瑞金、零都出发，被迫实行保存实力的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“敌进我退”。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八万人一起“逃命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但是，当时毛泽东并无“话事权”。临时中央的领导者，在指挥红军大转移和突围时，手忙脚乱、惊慌失措，叫士兵们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、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，形成一个十分庞大、累赘的队伍，这对“长跑”、“逃命”的红军是极不利的。
按照当时中共高层的计划，八万人马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这大批人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，即沿江西、广东、湖南、广西边境一直向西行动。
国军察觉后，在赣南、湘粤边、湘东南、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，调遣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。
但是，各路国军各有算盘，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。在红军转移逃命前夕，十月初，红军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：就地停战、互通情报、解除封锁、相互通商、必要时相互借道。这样，红军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，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聋又作哑，只是向天鸣枪，并没有进行堵截，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。
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，挺进到湘江地域时，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，分三路前堵后追，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。看官，湖南是毛泽东家乡。对于湘江一带，毛泽东非常熟悉。有其绝妙好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为证：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漫江碧
大地，谁主沉浮。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
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
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？
在湘江一带打仗而排斥毛泽东，焉有不碰壁之理？当时，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一筹莫展，又不肯请教毛泽东，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，结果处处被动挨打。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，虽然突破了国军第四道封锁线，渡过湘江，却付出了惨重代价，人员折损过半。短短三个月中，八万人马锐减至三万人，有五万人“逃”不了命。
国军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、六军会合。于是又构筑四道碉堡线，集结重兵，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。博古、李德无视敌情，仍然顽固地按照原定计划前进。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。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
这时，毛泽东根据两方军事态势，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，立即转向西部，到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。
“国难思良将”，毛泽东的韬略奇谋，关键时刻就出来。他的主意，博古、李德仍不接受。到十二月十八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攻占的贵州省黎平开会，经过激烈争论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，会议通过《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》。
黎平会议后，毛泽东又有了用武之地。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，一九三五年初突破乌江天险，一月七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。
看官，如果你想认识毛泽东，了解毛泽东，你一定要记得遵义，就像记得井冈山一样。
遵义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。用中共的话来说：“遵义会议上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。”
那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，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刘少奇、刘伯承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邓小平等人。
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《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》。这个决议，在中共中央后来的会议上通过。
这个决议，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兵法唱颂歌。
决议说：“在敌大我小，敌强我弱的条件下，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（攻势防御）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选择敌人的弱点，在运动战中，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，以各个击破敌人，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。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，却以单纯防御路线（或专守防御）代替了决战防御，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，并以所谓‘短促突击’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。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，达到了目的”。
